据他透露，该条例预计9月底就要出台，它将与工会法实施办法一起，成为深圳工会今后与用人单位展开集体谈判的法律依据，同时也寄希望于工会利用集体谈判的平台更好的发挥作用。

    “国家向来重视工会立法”

    刘曙光表示，我国向来注重对工会的立法，现有国家法律涉及到工会的有24部，行政法规涉及工会的有41部，这是很罕见的。而地方立法中，至少也有74个市制定了工会法的实施办法或相关法规，这均说明工会组织的特殊作用。而对于此次深圳5年内再次修订工会法实施办法，刘曙光坦言，这和两个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。

    “2006年中共中央要求构建和谐社会，这是新历史条件下非常突出的使命。劳动关系和谐了整个社会就稳定和谐，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工会组建的作用，而这个认识在2001年和2003年的时候，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高度。”刘曙光说，当前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突显，特别是在劳动关系问题上，工会法实施办法正好是在国家劳动合同法审议过程中起草的，这也是顺应需要。据他介绍，此次实施办法目的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，尤其是民营、外企基层工会组织的职能作用

    办法条款曾被专家质疑合法性

    由于实施办法中许多条款“大胆”、“超前”，因此办法在修订过程中，其实已经受到一些质疑。其中，被认为可破解工会组建难题的“用人单位有会员10人以上或者有职工25人以上的，应当自设立或者登记之日起6个月内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”这一条款就是如此。

    一方面工会法“只对会员，而没有对职员达到多少人要建会”有描述，这让不少专家在修订时就多有质疑；而修订出来后，也有专家认为参加和组建工会是职工的权力，职工可以选择建也可以选择不建，而新的修改即超过25人就要建，这似乎有违规之嫌。“前两天，还有个专家当面和我说，这条是不是违法？我说这个理解太书生了。”刘曙光说。他表示，在我国，工会组织是一个法律预设的现象，即工会必须存在，包括劳动合同法里的不少条例都是把工会当作一种“当然的”情况。“我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应当要发挥三个方面的积极性，一是职工加入工会的积极性；二是上级工会组织帮助和指导其建立工会的积极性；三是企业等用人单位也要有建会积极性。”

    而另一个质疑则来自于工会内部。“工会法没有列举工会组织的具体任务，只宏观讲了一下，所以我们觉得这次有必要提出来，重点要做哪几件事。但关于这点，当时也有部分工会干部不赞成，认为这是自己给自己套上‘紧箍咒’，规定这么多义务。但我想说，现在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，这是通过立法机关、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，是从立法上对基层工会、产业工会的任务作出规定。”

    实行岗位津贴制每年要补4个亿

    在谈及此次实施办法的重点内容时，刘曙光直言正是“推进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”。“组织职工爬爬山当然也是工会的作用，但是最能发挥作用的手段和平台应该说还是集体谈判，这是最重要的任务。”刘曙光说，这次实施办法专门用4条就“如何开展集体谈判”做了明确规定，赋予了工会组织的法定职权和必要保障。而最近他在进行《深圳劳动关系条例》的制定时，又进一步发现工会法实施办法里写的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内容“还不过瘾”、“写得不够”，因此又在该条例中专门写了一章劳动关系中的集体协商。“这个条例预计9月底就要出台，这两个法的内容加起来，将成为深圳工会今后与用人单位展开集体谈判的法律依据，同时也是寄希望于工会利用集体谈判的平台更好的发挥作用。

    此外，他还特别提及了此次创新的“岗位津贴制度”。“这一津贴的发放范围不包括产业工会和总工会，以及国家机关公务员层面，主要是为了增强基层工会干部对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调动其积极性和增强责任感，就是拿了工会的钱就要帮工会做事。”刘曙光说，尤其是对关外的龙岗、宝安两个地区的基层工会主席，这一制度作用更大。而经测算，这一津贴费用的支出，也意味着深圳每年要从工会经费中支出4个亿来，这对许多其他城市而言，难以做到。

    “公开谴责制度使用时要慎重”

    “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工会开展工作没有手段，手腕不够硬，那看要相对什么而言，如果是相对国家权利机关，那两者性质不一样，工会不可能行使法院的判决权等，但他有作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所有手段。”针对工会内部不少干部对于自身作用的“不自信”，刘曙光坦言，面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，当前工会对其的约束手段确实不够好，于是这次在允许的范围，在实施办法中“稍微加了一点料”，即如果用人单位违规的，工会可以表发公开谴责的声明。

    他笑言这个条款很厉害，因此也提醒各级工会在运用时要非常慎重。发现问题后，要先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，先介入把实事调查清楚，如果确实是屡教不改、态度恶劣、无法沟通，甚至有些行为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，就可以公开谴责。